更新时间：1970-01-01 08:00:00
蒋介石亲自为南昌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斟了一杯茶，贺国光捧着茶杯忐忑不安地抿下两口，连声称赞茶味绝佳。蒋介石慢悠悠说起这茶的来历，言语间处处透露出对他的器重，顺势把话题引向了四川的刘湘。贺国光这才说出，自己和刘湘本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窗，此人精明过人，在蒋介石眼里却带着几分狡诈，刚接触就开出条件，蒋介石悉数应允，而刘湘提出的核心要求，就是请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川协助剿共。杨永泰顺势推荐贺国光出任参谋团主任，贺国光心里百般不愿，连连推说自己能力有限恐怕难以胜任，几番推脱无果，最后只能硬着头皮接下了这桩差事。
另一边，刘伯承到军委赴任，周恩来和朱德一眼就看出他心里藏着顾虑，当场告诉他，他官复原职是经过军委委员会全票通过的，而极力主张请他回来的人，正是M泽东。刘伯承听罢满心愧疚，当初M泽东被撤职时，他也曾在表决中投下过赞成票，经历了这么多惨烈的战役，他才彻底明白，M泽东此前提出的游击机动战术，才是能保住红军主力的正确方向。
1934年12月20日，中央红军彻底跳出被动局面，转向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，接连攻下台拱、镇远、施秉等县城，同月29日再克瓮安，前锋直抵乌江南岸。国民党军上下懊恼不已，只觉得红军像是进入了无人之境，一路势如破竹。吴奇伟对着地图反复研判，始终摸不透红军的真实动向，薛岳则断定红军是在声东击西，生怕贵阳空虚失守。眼下红军忽而西进、忽而摆出直扑贵阳的姿态，把国民党将领弄得捉摸不透，他们心里清楚，要是王家烈的防线被红军突破，自己二人也难辞其咎，可贵阳这块战略要地近在眼前，两人早已暗下决心，要借着协防的名义联手控制贵阳。
李德得知部队改变原定计划，当即找到周恩来质问，指责红军整天在大山里绕路是消极逃跑，完全不认可此前会议做出的决议。他声称贺龙、任弼时已经在湘鄂川黔建立新根据地，牵制住了常德方向的大量国民党兵力，中央红军理应重返黔东，继续北上与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合。朱德当场表示反对，直言国民党在湘西的封锁防线从未消失，贸然折返只会重蹈湘江战役的覆辙。博古却觉得李德的顾虑不无道理，直接搬出三人团的身份向周恩来和朱德施压，要求立刻重新开会商讨下一步行动。朱德心中气恼，却也只能通知各军团负责人到场，重新召开军事会议。
王家烈的身边人黄淑芬判断，蒋介石命薛岳火速驰援贵阳，根本不是真心替他守住贵州，王家烈自己也早就怀疑这是驱虎吞狼之计。黄淑芬坦言，蒋介石之前对他的示好，充其量就是把他当鱼饵，哄着他死心塌地替中央军卖命，周边友军的种种做派，早已让王家烈失望透顶。
这天夜里，红军紧急召开军事会议，M泽东当众立下保证，全军完全有能力顺利渡过乌江。他解释，这个决策是结合国民党当前部署，加上湘江战役的惨痛经验反复推演得出的：红军进入黔北，向北可以伺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，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；向后可以依托黔北的复杂地形与敌军周旋，更何况黔军战斗力本就薄弱，此前黎平会议的决议早已传达到各军团，全军上下都把渡过乌江当作军心所向，士气完全足以冲破天险。刘伯承也在会上顺势提出，往后的军事决策，必须遵循多数人意见否决少数人意见的原则。
1935年1月，猴场会议正式召开，会议彻底否定了李德提出的不过乌江、折返湘西的错误主张，明确决定渡过乌江，在川黔边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，首先以遵义为核心打造黔北的稳固区域，同时还定下规则，往后所有作战方针、作战地点和作战时间，都必须向中央会议作出报告，从制度上彻底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。
会后杨成武和耿飚按照命令率部执行渡江任务，趁着夜色将战士们送上竹筏，后面的战士紧紧盯着前方江面，为渡江的战友全力掩护。可乌江水流湍急，竹筏在浪里根本撑不住，不少战士直接被掀入冰冷的江中，被后续救援的战友救回岸边，先头渡江的毛振华却在浪涛里失去了踪迹。
王家烈一边向薛岳发电报求援，一边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乌江天险上，盼着它能拖住红军几天时间。薛岳和吴奇伟看着城墙上红军留下的标语“到贵阳还有一百八十里”，瞬间阵脚大乱，收到王家烈的求援电报后，两人生怕红军是声东击西绕去奇袭贵阳，便在不改变进军贵阳大方向的前提下，下令周浑元率领第五、第十三、第九十六师，兵分三路向乌江沿岸的瓮安、余庆、猴场一带侦剿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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